如何看待清理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
2007年，国务院下发意见，要求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确需兼任的，要严格按规定审批。
现在，这把“火”已从现职公务员烧向已经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山西省率先动手，清理在全省性学会、协会兼职的超龄处级以上领导144人、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人，并出台文件明确要求，今后将严控领导干部兼职行为，年满70周岁或任期超过两届的领导干部，不得在社团中担任领导职务。
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省民政厅联合发文，要求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干预社团合法合规自主活动；不准向非事业编制或非参公管理的社团拨付财政经费；不准违规向社团提供经费支持或违规提供办公场所、人员、物资、公务用车等支持；不准在社团领取报酬、福利；不准参加社团安排的旅游、度假性质的培训和考察；不准采用转移职能，利用其监管特权虚设各类社团，乱收费、拉赞助、变相设立小金库，以权谋私。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指出，据介绍，以前许多社会团体的发展需要官方介入来推动工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独自发展的大气候已经具备，党政领导干部继续在社团中兼职滋生了许多问题。例如，有些社团规格高、权力大，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搭车收费、拉赞助，违规使用会费，设立小金库乱收乱支；不按规定设置专职财务人员，无工作经费、无独立办公场所、与党政机关一起办公，形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当着“二政府”。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限制退休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的做法，接下来可能将不仅仅停留在地方级别。
要培育民间组织，首先需要撤出政府在各类社会组织中的“操纵之手”，这点已是共识。对此次山西大刀阔斧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兼职的措施，专家如何评价？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
方向值得赞许 忧虑简单化倾向
人民网：如何评价山西的此次清理行动？
王名：我赞同这个趋势，但我不太赞同这种简单的做法。
山西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广东浙江我知道一些——有些行业性的招商引资的组织，你给他切了以后他就招不来了。政府官员之所以这样兼职，是有一定的作用需要发挥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涉及到反倾销的一些个案，政府是不能出面的，但内部协调政府不出面又不行，它对外需要有协会形象，对内又需要有政府协调。
我不太赞同我们很多事上简单一刀切。当然你要不切，大家都走特例，最后就完全没法推动了。现在我们推这个政社分开的时候有种简单化倾向，以为它就是领导干部不任职，就是社团不能放在政府机构里，其实核心是调整政府跟社会组织的关系。
官员任职是一个（政社未分开的）标志，你官员都在，关系当然没有厘清。但更深层面上，我们应该从社会组织独立性，从社会力量、市场力量怎么跟政府形成既分开又合作共治的关系上去入手，我们说分开不是目的，改革基础上的共治才是目的。
实现政社分开 自律同时也需放开
人民网：要真正实现政社分开、社会共治，关键点在哪儿？
王名：社会组织要培育、孵化，不是你让它成立就能发挥作用，要一个过程。包括政社分开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官员退出后不要一下子切断资源和政策支持，要探索一种改革的路径。
我觉得有一个原则，让公共组织尽可能多的活起来，在过程中实现转变。不能只提“不准”干什么，还应该探索公共服务购买的机制，做一些方向性的规定。
毛寿龙：关键还是要去支持民办社团，这方面全国各地支持的办法都很多，关键是放开，让大家都有机会。尤其那种垄断性规定，限制一个领域或者行业只能有一个社团一个协会，这就错了。很多领域政府一垄断，自然而然就剩下官办社团了。
王敬波：重点是要给民间社团提供成长发展的空间，给的空间越大，它成长越快，空间越小，成长越慢。接下来我觉得重点还是《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现在还在修法过程中。制度的修订应该尽快完成，这样实践才会有章可循。
安排领导兼职其实“害了”社会组织
人民网：如果山西的做法变成趋势，将有许多在学会、协会二次就职的退休领导干部遭遇二次下岗。此举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
毛寿龙：对官员本身可能会有些问题。过去是照顾他们，让他们有事情做，但这一照顾就会出来很多问题。
机构虽然靠着领导人的权力好像也发展得比较好，但实际上跟民间很多组织相比，它们发展差得远，没有充分发挥作为中介组织的作用。安排退休领导去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些组织的支持，但其实也是害了这些组织。
所以它不止是退休领导的出路问题，关键还是要让社会组织更多更好发展的问题。
整体评价：限制退休官员兼职作用良好 但不宜为长久之计
人民网：请从整体上评价一下未来限制退休官员兼职这一政策趋势。
王敬波：我觉得这一改革发展方向是很好的，尤其从促进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完善的角度来说，对工作非常有意义。过去我们的很多组织是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的，为了削减一部分行政人员而设置，还有很多本来就是从政府转化出来，造成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完全切割。
我们的组织带有很强的行政性，这是跟自然形成的民间组织最大的区别。跟行政权力关系越密切，代行行政职能的组织，产生问题的空间就大。领导干部兼职，也变成了延长行政官员工作期限的一种方式。腐败是因为他们跟政府密不可分，为政府转移资源，很难避免。
我觉得限制官员兼职是很好的方式，应该让社团按照自我的规律、社会的需要、内部的自治来运行。
毛寿龙：这件事要复杂的看，不能简单看。理论上我是不赞成，官员退休了应该享有他的自由。目前这种情况下禁止一下也是好的，但是会把很多好人都变成坏人来处理。
从长期来讲它是坏事。长期就是把一些眼前利益去掉，只剩下道理来看，对退休官员你干涉他退休以后的生活干什么？除非他涉及到国家机密。政府官员要严格管理，但管理只在他的职责权限范围内，（这种）管理已经超出了政府对人事管理的范畴。按照公务员法，退休以后爱干嘛干嘛，他要当董事长也没问题。这些东西你不能太宽泛，但也不能普遍禁止。
不能把管理水平低的负担都加到退休官员身上去。实际上是个人事管理的问题，你把人事管理当做工具了，但人事管理应当有它自己的目的。
现在这些是暂时的办法，但我们说，你不能老是用暂时的办法。政策是长远的而不是暂时的，否则我们就会停留在过渡时期，无法进入更理想的状态。
（人民网 刘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