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一直处于发展“快车道”，GDP总量连续20多年保持全国“冠军”位置即是例证。然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眼里，夺“冠”固然可喜，前途更具挑战。
郑永年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从廉价劳动力与土地的掣肘，到经济结构调整，从政府职能转变，到社会管理创新，广东都面临“可持续性发展”的努力探索，广东的改革经验也将为中国总体改革提供新的借鉴与启迪。
谈转型升级——指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广东相继提出“腾笼换鸟”、“双转移”、“转型升级”等发展理念，其实这些理念都是同一个主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亚洲“四小龙”由于土地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改为从事高附加值的产业。但广东地区那么大，不应轻言放弃某一种产业，其中大部分可以就地升级
南方日报：近几年，广东相继提出“腾笼换鸟”、“双转移”、“转型升级”等发展理念，您如何理解这些理念？在广东转型升级之路上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郑永年：在过去30多年里，珠三角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大多是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产业，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近几年，广东相继提出“腾笼换鸟”、“双转移”、“转型升级”等发展理念，其实这些理念都是同一个主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前，广东产业走的是劳动密集型道路，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为世界加工厂基地，经济方面也主要以出口导向型为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这一发展模式就变得不可持续，面临不得不转型的压力。
在产业发展道路上，对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广东转型升级的障碍。如果投资者还可以依靠压低劳动工资获得利润，他们就没有创新技术和提高管理的意愿。
南方日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蜕变为时不长，它们转型升级的经验对广东有何启迪意义？
郑永年：目前，由于国内劳动力与资源成本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附加值低的产业转向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生产，这意味着在中国能生产的东西，在其它国家也能生产，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
由于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屡屡与欧美等国家发生国际贸易纠纷，发生纠纷的原因其实与产品的低附加值是有关系的。同样的生产服装，为什么没有国家和意大利的服装打国际官司？其它产品的纠纷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可供借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经历三次产业转型，就从第三层级世界走到了第一层级世界。当然，亚洲“四小龙”由于土地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改为从事高附加值的产业。但广东地区那么大，不应轻言放弃某一种产业，其中大部分可以就地升级。
谈结构调整——要加强扶持中小企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广东的强势在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因此要加强政策扶持的力度
南方日报：“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应如何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中，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然而，由于经济政策导向性的原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但广东的强势就在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因此要加强政策扶持的力度，来活跃经济。
经济结构调整注定要改革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由于像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国企出力，因此全盘私有化并不可取，如美国在经济领域完全私有化后还是碰到一些问题。
事实上，应该对国企实施“鸟笼经济”，也就是把国企赶到“鸟笼”里面去，对其有一定的限制性发展，然后将可以让民营企业做的让给民企做，再进行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在对国企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分红让利。其实，新加坡也有国有企业，但它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
谈幸福广东——要考虑政府社会一起来做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平衡“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
南方日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兼顾民生工程、“幸福广东”理念的实施？
郑永年：在市场经济方面，要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尤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只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才能继续做大蛋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贫穷社会主义下的老百姓也不会感到幸福。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这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平衡“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为底层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等，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广东提出“幸福广东”的理念，需要将一件件实事细化，比如民生工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都可以考虑政府与社会共同一起来做。政府切不可大包大揽，民生工程单靠任何一方之力都不能做好。毕竟，与经济一样，幸福也同样面临怎么“可持续”的问题。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二者之间一定要明确区分，同时两个领域的改革要齐头并进。
谈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要跟上转型步伐
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和社会需要认清自己的“边界”：属于政府管理的，政府应责无旁贷地管起来。在社会也可以管好的领域，政府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同时，经济形态转型升级了，社会组织也要跟上
南方日报：目前社会管理创新备受关注。在社会管理中，政府和社会将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郑永年：有些人仅仅认为社会管理就是政府管理社会，这是一种表面的认识。事实上，政府管理社会只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社会管理主要内容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要让社会学会自我管理，就要求政府向社会分权。
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和社会需要认清自己的“边界”。属于政府管理的，政府应责无旁贷地管起来。在社会也可以管好的领域，政府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比如，政府可以向社会收购服务，二者结成“伙伴关系”，类似于顺德提出的政府与社会的“协调共治”。
南方日报：在社会改革中，社会组织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郑永年：社会改革需要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的参与。有一些社会组织需要培育，比如慈善协会等，有一些社会组织是在现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比如工会、妇联等，它们都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经济形态转型升级了，社会组织也要跟上。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例，由于物价上涨，越来越多的工人希望能够加薪，此时，工会如何加强引导，在劳方、资方、政府三者之间协调，利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工人争取利益就显得至为关键，这完全可以将很多矛盾提前解决。
广东大力倡导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这一政策目标尽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来，但由于当时“大社会”毫无条件，发展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如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培育了社会力量的成长。（记者彭国华）
来源：南方日报
编辑：韩宝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