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合作社式扶贫探索之一
民乐模式：捐款变股份式“造血”
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殇，巨大的灾情震惊全国，民间爱心迅速以井喷式暴发并通过各种方式流到灾区，灾后短短一周，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收到了近一亿元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如何善用捐款让灾区真正实现涅槃重生，“农村合作社”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这次的农村合作社具备了21世纪的新特点。
历经三年充满曲折的探索，今天，这种模式不仅为灾后重建带来了经济复苏的效果，也正成为中国农村脱贫的普遍性推广模式，而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为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建设公民社会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经验。
□新模式
既看重经济又改变意识
6月上旬，基金会工作人员携手社会学等专家团队一起对灾区进行了大范围调研。位于极重灾区的绵竹市民乐村进入了调研团队的视野，“这个村子在震前就没有什么产业，青壮年大多在外打工，农户家庭基本没有做小项目的启动资金。我们就想在这样一个最普通的村子里尝试一下我们的思路。”王军说。
而除经济基础不好外，民乐村还存在一些社会问题：许多村民沉迷于打麻将、村民对教育不够重视、环保意识普遍淡薄等等。能不能有一种扶贫模式既解决经济问题又能解决一些社会组织层面的问题？
经过与专家的探索，一个“扶贫资金集中、股份制经营”的新时期“农村合作社”模式浮出水面：基金会用社会捐赠资金作为初始资本，组建村民均等持股的合作社，合作社通过直接投资或与其他企业、个人合作，发展规模适宜、具有市场前景的项目，招聘经理人实行管理权利，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村民既可以从合作社的经营收入中收取红利，也可以实现务工，从而带动村民进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合作社提供和推动乡村公共服务，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
农村合作社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50年代，而与那个时代相比，此次合作社再次登上舞台则有了明显的不同：“过去的合作社是对农民个人产权的集体所有，而这次则是农民通过平等参与集体经济和社会事务，来实现个人财产的增值和享受相应的权利。”曾对民乐村合作社进行过考察的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郭虹说。
随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60万元初始资金的灾后重建项目试点村——民乐村“绵竹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民乐村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从全体村民中海选并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
□找能人
招标谨防“看起来很美”
合作社建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做什么，谁来做。
合作社最早希望在村里找到这个“能人”，村子当时有一户村民养猪很成功，但由于怕担风险，这户村民不愿担任合作社项目带头人。村里找不到，合作社最后索性采取社会招标的办法，在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在网络上发布招聘广告，招聘有项目、有经营管理经验的项目经理人。同时，为了保证项目经理人共担风险，要求经理人必须拿钱入股。在20多位投标人的竞争下，一位有马来西亚种菌经验的投标者成为最后胜利者。
在中标经理人投入10万元合作社投入160万元之后，食用菌项目正式启动。然而，随着项目的发展，问题随之暴露。当初投标时完美的设计规划和流畅的表达能力并不意味着实际经营的能力。由于经理人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大部分食用菌被污染没有产出，同时管理经验的不足，让整个项目缺乏规范、严格的流程操作。经过半年多运作，食用菌项目亏损40多万元。
吸取了食用菌的经验，合作社随后又启动了獭兔项目，在食用菌项目失败后，獭兔项目经理人的选择不再使用公开招标的模式，而是主动寻找已经成功的项目能人。经过多方寻找和选择，兼具成功企业经验的四川兔业研究所所长投资30万与合作社合资成立了獭兔项目公司，项目运行后虽然遭遇了价格低谷，但由于项目本身的健康运营以及规范管理，目前已经开始获得收益。
“坦率地说，作为灾后重建项目的探索性尝试，民乐村合作社的项目在实施中的确存在不足，但也正是这些不足帮助我们在其后玉树的项目中找到正确方向。”
□做决策
下放自主权村民仍依赖
除发展经济外，合作社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从基层民主建设层面上帮助村民实现自我管理。
“民乐模式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基金会作为出资方在参与程度上影响太大，虽然基金会只有一个人是理事，但由于钱是基金会出，所以村民对基金会的依赖性较大。”王军说。
在民乐村合作社成立后，陈晶晶是留在村中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在村里持续工作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基金会名义上对合作社工作更多是起指导、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在具体项目决策上尽可能回避参与决策，但在理事、监事都以村民为主的情况下，村民仍然把陈晶晶当成了合作社工作的责任人，大到对项目发展的不满和建议，下至合作社房屋的使用细节，事无巨细都成为村民找陈晶晶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项目来说，我觉得基金会的项目后援力量不足，陈晶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应付覆盖1400多人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同时，合作社项目应该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实现本土化，而摆脱对基金会的依赖。”曾担任“民乐模式”项目顾问的中央民族大学博士陈锋说。
“在玉树的合作社项目中，我们只在开始阶段对合作社章程等进行了指导，而对于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我们就不再参与，而是真正由村民们自己设计和推动，让村民自己去寻找项目，自己去决定如何发展，我们只是从旁进行指导，并对财务进行及时跟踪审计。”“民乐模式探索后，我们在玉树的合作社就发展得很好，我们主动抽身出来，做什么怎么做，让村民自己决定，项目比较成功，如果说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要有意识地防范项目能人权力的无限扩张，从而让项目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断状态。”王军说。
□给股权
给村民发证误认是福利
除项目能人的选择对合作社项目成功性的影响外，拥有股权的村民态度也对合作社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
“民乐村合作社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不足，比如究竟应该先养‘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陈锋说。
陈锋所说的先养‘鸡’还是先生‘蛋’指的就是村民参与自治的时机。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的260万元初始资金就以股权形式平均分配给了1400多户村民，村民拿到了股权证。股权证在手，让村民着实有了“我是合作社主人”的主人翁意识，而这种主人翁意识带来的，既有对合作社成功发展的积极推动，也有对合作社发展不成功的隐忧。
在股权分配之初，许多村民希望拿到货真价实的钱，而不是一张薄薄的股权证，而在食用菌项目发展不利的情况下，更有村民抱怨项目“损失了我们的钱”。而这种“我们的钱”的意识，也让村民把去食用菌厂拿点蘑菇回家待客看成了是对自己财产的自由使用。
“在项目没有做成功之前，村民觉得只有拿到手的钱才是最实在的，而且由于村民对于实施项目并不具备经验，实现民主管理就偏向于一种理想状态，对于没有经验进行项目管理的村民来说，全民参与决策未必能形成正确的决定，因此，我觉得应该先由一部分人把项目运作好，等项目成功后，通过分红利的方式让村民受益，一步步实现股权分配和全体村民的民主参与和管理。”陈锋说。
“民乐村合作社为村民发股权证的时机并不是很合适，在村民还不能正确理解股权证的真正意义时，他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所以很多人就想把钱拿到手，但合作社、股权证的意义是参与集体经验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权利，在村民没有养成公共意识时，发放股权证，会让村民错将权利当成福利。”郭虹表示。
“在民乐模式推行后，我们也的确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在随后玉树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玉树的合作社项目中，就没有先发股权证，而是先找能人把项目做起来。”王军说。（记者黄英男）
新农村合作社式扶贫探索之二
玉树模式：能人创业民主管理
村民在重建家园的同时得到稳定的收入、在海拔
今年5月29日，已经在玉树灾区驻扎两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陈济沧带着喜讯回到北京没几天，“现在看起来玉树的四个生计项目进展得还不错”，虽然在玉树州灾后重建结束后，社会格局会重新建立，扶基会的生计项目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调整，但至少在现在，这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确实为当地农民共同脱贫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再启动合作社模式探索
玉树震后和当年汶川的情况相同，短时间内各种资源涌到这个曾经人们可能从未关注的地方，震后灾民们的依赖现象也开始表现出来。一个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地说，“我们已经调查过灾民了，问他需要什么，他说：‘我们就需要钱，我们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不需要别的。但是如果实在不能给钱的话，给我们别的物品也行’。”
灾后两个月就被调到玉树州开始展开灾后扶贫工作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陈济沧，在受灾最严重的玉树州结古镇及附近的几个村落调查一番后，亲眼看着这些村民的情况。大灾过后，这些灾民们的日子还需要照常过，白天，他们会把牛赶出去吃草，晚上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去喝喝酒、打打麻将，没钱过日子的时候就找朋友们相互借借，凑合过。“这些灾民的确需要钱，可是直接给钱最终会毁了他们，政府给他们建立了基础设施和房子以后，这些东西都不能当饭吃，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资料、生计来源，最后还是会受穷”。经过专家学者调查，最终，中国扶贫基金会还选择另辟蹊径，做政府关注的少或来不及做的生计项目，让这个古老的贫困村能有可靠、长期的收入来源。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就曾经尝试过的民乐农村合作社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韩俊魁在前期评估玉树灾区时就表示，贫困社区的生产发展无法规模化、产业化、农民个人能力和组织力的欠缺是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的两个主要瓶颈。为超越这两个瓶颈，在贫困社区组建合作社，在合作社的框架下引进公司化的形式经营、管理资源，可以有效打破这两个瓶颈。在公司治理结构下引进村内、村外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人，组成一个管理团队经营管理，实现把零散的资源有效地集约起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此带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在所有权方面，合作社以捐赠资金为初始资本，同时鼓励村民和其他外部资金入股，捐赠资金按人口平均量化到所有受益村民并持有股份。
虽然在四川民乐村的项目最后在收益上没有达到预期值，但基金会认为项目运作机制没有问题，只是在操作过程或选择合作项目上出现了问题。
与民乐模式不同，这次陈济沧直接在当地听取民意，因地制宜选择项目。
部落领袖决定合作项目
对于整个玉树州的经济环境来说，虫草和藏獒几乎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收入来源，但这两种被炒作的经济毫无稳定性可言，一旦价格下跌，这种风险投资会带给当地村民重创，就连当地人都在担心泡沫何时破灭。
陈济沧最初到甘达村时就发现，在询问当地需求时，妇女会让他去询问自己的丈夫，丈夫会让他找自己信服的领袖，这在玉树是普遍现象。了解清楚村内的人际关系以后，陈济沧把这些在村内很有威望的领袖集合在一起，请了当地精通汉语的志愿者扎西作为翻译，先为十几个领袖灌输了农村合作社的观念。甘达村距离结古镇比较近，相对于其他村庄更容易接受新思维，如果这些领袖们认为合作社的模式对他们有利，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带领村民去做。“之前也听说过合作社的模式，其实村里也尝试过，但从没分过红，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巴桑扎西是甘达村人，地地道道的藏族，在玉树地震之前自己做了虫草买卖，长期游走在西宁、广州、玉树之间，会说一点点汉语，颇有点自己的经营之道。
听陈济沧介绍过合作社的内容后，巴桑扎西还是半信半疑，不知道合作社盈利后分红机会有多大，后来他才弄懂，合作社由村民自己当家做主，民主选举负责人。最后巴桑扎西被选举为甘达村利众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们还意外收获了政府给予的10万元补助。
有了合作社，陈济沧又把领袖们召集到一起，继续讨论村子有什么优势，合作社可以经营什么。“我们有牧区，可以放牛”，一名领袖建议。地震使全村所有房屋倒塌，政府重新为该村规划了一片地，但这块地距离他们的牧区很远，经营畜牧业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村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会开大车，有驾照”，一名领袖说，但是村子里没有大车，买不起。
“要不，我们弄个运输队？”巴桑扎西紧跟着提议，灾后重建，有很多地方都要修房子，要拉砖、拉水泥、拉沙子，还可以从西宁拉物资。其他领袖纷纷附和说这个建议好，谈来谈去，连车型也和领袖们一起讨论出来。
项目成功获得村民支持
加多宝集团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帮助甘达村组建加多宝甘达运输队，巴桑扎西被选举为理事长和运输队负责人，负责运营运输队，所有司机由合作社在村内聘用，盈利后，村民都可分得红利。
买车的时候，村子里很多人都去看了，扶基会耗资248万元为当地添置了2辆天龙长途运输车、5辆欧曼自卸车、1辆装载车，另外又投入48万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去年3月运输队投入试运营，2011年4月开始正式投入运营。
巴桑扎西从村里组建甘达运输队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虫草生意，为了让运输队有活儿干，自制名片，找遍了州县所有领导，将名片发到了州上参与重建的每一个砂石厂和砖厂，为对方介绍运输队有什么车型，最终甘达运输队被一家砂石厂相中，签订服务协议，将运输队的5台自卸车和1台装载机以一个月17.4万的好价钱成功地“推销”出去了，砂石厂还负责司机食宿和车辆油费。截至2011年7月底，加多宝甘达村运输队实现车辆正常运营4个月，共实现收入95.1727万元。去年年底，每个村民第一次收到了200元钱的现金红利和200元钱的物资。
合作社所购车辆为工程车辆，在灾后重建期间能够发挥效益，巴桑扎西和领袖们都觉得灾后重建完成后，工程运输市场必将饱和，效益没法得到保证，因此运输队又利用前期的运营收入新投资购买了一台价值46万的宇通大客车，希望投入到玉树至甘孜的线路运营中。接下来，合作社计划用运输队运营赚来的钱再购买长途客运车投入到玉树至西宁的线路运营中去。
巴桑扎西想通过两到三年的经营，将现在的工程车换成客车经营，重建完成后，客车到那时候会赚些钱。
“我们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村民积极性，通过努力，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并从中获益”。陈济沧说，这种做法也打消了村民的疑虑，无论从最初车辆的挑选，到最后的拨款实施，所有过程村民们都参与其中，项目成功后，村民们珍惜的程度相对其他项目来说也比较高。
□观点
扶贫需要可持续的模式
在玉树地震发生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韩俊魁作为评估组成员也随中国扶贫基金会走访灾区，了解情况。
韩俊魁认为，从项目创新来说，扶贫基金会围绕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做一些产业扶贫开发模式的探索，包括社区的动员参与、基层社区组织老百姓的参与。他们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一个模式的搭建，包括运输队、蔬菜大棚、农贸市场等，侧重于用股份的方式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一些基层的架构理念注入进去，这也和国家的扶贫政策相吻合，便于建立可持续性的机制。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模式比单单盖房子等硬件建设难得多，投入后未必能见到效果，甚至会有项目失败的风险，但这正是公益机构的价值所在，需要泥石流、高海拔、平原、雪灾等各个不同地区模式的探索，从灾后重建主流上说，这样的模式是急需我们去探索的，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创新性是需要鼓励和提倡的。”
公益组织弥合社会裂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传进认为：民间组织的特长在于自下而上地动员公众，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投入“社会附加值”，促使受助者产生参与公益项目的动机，形成自己行动的积极性。扶基会的介入是针对当地旧有的贫困问题而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扶贫发展问题。同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扶贫开发工作中，而且存在于如灾后重建、工程移民等情形。在这些情况下，民间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看来一切发展得都很不错”，已经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两年的陈济沧说，对于未来，他也有过担心，因为在灾后重建之后，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利益格局，政府重新安排农民的房屋居住，新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来以后，这种方式还是否能发挥作用，这些都不是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预见的，但至少现在，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模式，确实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侯雪竹 李晋）
来源： 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