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8日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的名片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除了院长的头衔，多了一个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下简称上海社工协会）会长的职务，相对名片中兼任其他协会的副会长，徐永祥“升官”了。
“专业治会”并不常见，至少在中国的社工协会界还未曾有过。
徐永祥职务的变化正预示着上海社工协会发生的某种悄然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由来已久的，上海市社工协会1993年就已经成立，但成立之初更多的是行政体制配置上的需求，协会成立后除了开过两次研讨会，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乐群的故事变化因何而起
乐群社工服务社（以下简称“乐群”）是国内创办的首家专业民间社工机构，它当时创立的地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从表面上看，乐群与上海市社工协会并无直接关联。乐群从2003年开始“屡败屡战”时，上海社工协会还处在沉寂阶段。如今的乐群已逐步走上轨道，现在有正式员工66名，尽管社工的流动性依然很大，每年可执行的项目也达到10多个。
乐群的发展变化正是社工行业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的反映，也正是环境的这种变化，给上海社工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2003年，乐群的创始人刘晓芳在时为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的支持下创立了这家民间社工机构。这个机构的创立之初颇具个人理想化色彩。
早在1999年，刘晓芳就进入了事业单位编制的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之后边主持协会工作，边在复旦念硕士。一次偶然的机会，香港大学社工专业的教授来复旦讲习，刘晓芳的创业激情便在一瞬间被点燃，之后还把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作辞掉了。
刘晓芳成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职业社会工作者，而且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她还招收了10多位科班毕业的社工，项目涉及到学校、医院、老年等多项。
问题也随之而来。现为上海市社会工作培训中心主任、上海市社工协会副会长的朱希峰，作为刘晓芳在复旦时的同学曾劝阻过她，“现在社会环境还不允许，财源将是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果不其然，乐群半年后已发不出员工的工资，尽管刘晓芳将自己的婚房卖掉来补贴乐群，但到了2003年年底，社工已走了大半。2004年初，刘晓芳败走麦城，黯然离开乐群。
朱希峰在回忆起乐群的失利时，对《公益时报》记者解释了他当时说到的环境：“从政治环境上说，国家对社工发展的体制没建立起来，国内公共财政体制也没有形成，社会工作发展的基础还没有；从社会环境看，社会对社工的认识都还没有，所以不可能从企业、基金会手中拿到资金，更不可能向需要服务的人收费。”根据台湾和香港的民间社工服务机构的经费来源数据看，80%的经费是来自政府，15%来自社会捐赠，5%来自服务对象支付。
乐群当年仅仅从挂靠单位——浦东社会发展局拿到一笔10万元和一笔7万元的购买服务费，这对于乐群的生存无疑是杯水车薪，从现在来看，乐群更多像是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试验田”。体制“催生”社工春天
乐群失败的根源在于超前于体制发展，而上海市社工社会的这种悄然变化也源于体制，只不过这种变化更像春天里树枝上抽出的嫩芽。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打造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写进了党的决议。两个月后，民政部在深圳召开了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进入了国家层面的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被明确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健全无疑为社工组织的生存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空间，政府正通过招投标、购买民间社工组织服务等方式推动这社会工作的发展，尽管目前这种购买不稳定、缺乏可持续性，但无论如何一切正朝着有利方向发展。
早在2003年，上海市人事局、民政局就颁布了《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管理办法》，并举行了全国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这也是国内第一次以政府的声音确立了“社会工作者”这样一个职业名称和职业形象，使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走进上海社会各界视野。
除了政府层面的推动，领导个人的推动甚至成为改革推进最直接的动力。上海市民政局现任局长马伊里就是这样一位官员。这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学院派官员从在民政工作开始，就一直在推进着上海社会工作的发展，乐群的产生就是在她一已之力下促成的。正如马伊里在某次公益论坛上所讲，她从事民政工作十几年，一直在推进着“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间的合作”。
朱希峰介绍说：“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已颁发了11598张社会工作者的各级证书，成立了50多个民间社会社工组织，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的职业制度已建立，可以说政府、社会层面已接纳这个新兴职业。”
6月20日，徐永祥在上海社工第三届理事的第一次理事会议中总结到：“随着政府政策的相继出台与落实，同时经过前人的努力，上海社工协会已完成了诸如社会工作者的注册管理、继续教育、社工网站等基础性工作，我们今后的工作除了要继续完善这一部分，还要在座的各位专家在这两年中共同来推进上海社工协会朝专业化、职业化方向的发展。” 去行政化“专业治会”
在上海社工协会新的一届理事会7名理事中，除了一名副会长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他六名都是社工有关行业中的专家或学者。这是上海市社工协会在专业化、职业化道路上迈出的最重要一步，这种做法也被称之为“专业治会”。
唯一的一个官员副会长叫蔡忠，他的官职是上海市社会治安综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主任。青少年事务办是上海市成立最早的社会工作社团之一。
蔡忠对记者说，他更愿意以社工组织领导者的身份参加到协会中，而不是政府官员。相比较以前，由政府官员担任会长职务的阶段，蔡忠认为，“政府领导担任会长，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资源，但这种情况也是有利有弊的，社工协会作为一个行业性质的社会组织，只有在去行政化的路上走的更远，才能还原协会本来的面貌，发挥好社工协会的行业职能”。
蔡忠以从事多年的社会工作经验来看，上海社工协会的这次变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方向，“更专业化、更职业化和去行政化”，他认为上海社工协会就应该是一个“平台，展示社工、代表社工利益，同时是介于一般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更多的是制定方向、标准的平台”。
徐永祥不仅将这一届社工协会看成一个平台，他认为在这一届理事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提供出各种标准，这也是“专业治会”的具体体现。“社会工作者先有职业化，后才有专业化，而专业化最重要的推动则是依靠社工协会”，徐永祥解释道。他还说：“从国外的社工协会看，职能基本是相同的，主要是制定发布职业守则，加强社会工作者的行业自律；加强社会工作宣传，游说政府制定或修订相关社会政策；加强社会工作者的继续教育；维护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建立更为严格的注册资格。”
除了制定这些基本的专业守则，徐永祥还强调这一届理事会会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为民间的社工组织建立一套认证标准，这会为政府、企业或基金会购买社工组织服务提供最直接的依据。
在接触这一届理事会的各位理事时，他们给记者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一届理事会会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可以解决多少问题，现在依然在做的是一些基础性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总支书记、上海社工协会副会长文军告诉记者；“在整个社工发展浪潮还没到来之前，这种专业化、职业化的推进比推广社会对社工的认同更为重要，只有把标准提高了，在今后快速的发展才更顺畅。”（本报记者 戴高城 发自上海）
来源：公益时报